漢醫

醫學、商業與社會想像:日治臺灣的漢藥科學化與科學中藥

作者資訊
劉士永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副研究員

日本生藥學自十九世紀末發端,1920年代適逢皇漢醫道復興運動,其漢醫、藥之歷史糾葛深遠,但兩者基本上,因在日本時空條件及文化傳統等因素得以共同發展。然臺灣則因西醫界僅重漢藥科學化分析,將漢醫棄之於歷史灰燼,以致漢藥使用從漢醫原理中剝離。此舉不僅化漢藥為現代藥理學之研究對象,亦讓某些傳統藥方披上科學之名,成為流通市面的「科學中藥(漢方)」。儘管戰前之日本法規,允許西醫師處方並調劑生藥材,漢醫治療理論與傳統漢醫師卻沒能共蒙其利,反在其與漢藥的剝離過程中益發失色。相較於草藥可以被「科學化」,從而成為常民醫療體系的一環,漢醫療法似乎在戰後臺灣仍受到排斥。簡言之,由於漢藥能被納入現代藥學而研究分析,使其得到「科學化」的外衣,得以延續與增強既有之民間信賴;相反地,漢醫則因為無法為西洋醫學所吸納,遂逐步被整個當代醫療體系邊緣化。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1期,頁149-200,2010年10月出版

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兼論創造價值的整合醫學研究

作者資訊
雷祥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文企圖解答一組台灣醫學史上明顯的謎題:身為台灣醫學現代性領航人的杜聰明,為什麼竟會長期支持研究前現代的傳統東亞醫療?反過來說,為什麼杜聰明堅持終生的志業,竟然持續地被視為落伍的、違反科學的行徑?本文指出,杜聰明被視為「不科學」的漢藥研究計畫,其實涉及多重、多脈絡的突破,至少包含下列四個向度。他倡議建立「實驗治療學」, 以突破日本帝國內沒有獨立「治療學講座」的醫學傳統;他主張以「實驗治療學」來研究漢藥,也構成了對於傳統藥理學取徑的突破, 尤其難得的是藥理學就是他本人的學術專業;他計畫建立研究型的漢醫醫院,不僅在東亞前所未聞,也更是民國時期中醫支持者求之不得的突破;最後,他也支持「反向的」的漢藥研究程序,「藉由(在人體上進行)實際治療學的實驗而認定有效的生藥,之後再移至研究室內以抽出的有效成分進行實驗」, 這正是民國時期飽受譏評(而在今日普遍接受)的「倒行逆施」的研究法。。杜聰明位居多重邊緣的台灣(西洋現代醫學、日本帝國、中漢醫傳統), 但他不以邊緣自限,反而積極利用這個多重邊緣的處境,將多種邊緣性重新組合、反轉為優勢,從而構想出各個中心所想像不及的創新─以當時中國罕見的現代科學家的嚴格訓練與資格,在台灣建立起日本帝國都還待發展的實驗治療學,藉以研究西方世界尚未能充分賞識的東亞傳統醫療。

引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1期,頁201-286,2010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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