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鄭雅文等人(2007) 合著的疲勞(burnout) 研究裡面所呈現的量化過程，其實有兩個轉(翻) 譯的層次。這兩個層次雖說是密切相關，然而在分析上我們應該加以區別，才能夠進行目標清楚的批判。

第一個量化的層次，在於將疲勞這種現象轉變為可以比較大小、統計分析的數字值。不管使用的是等距(interval) 或者序列性(ordinal) 的數字指標。這種轉換通常構成平常所謂量化過程的第一步驟，我們或可稱之為數字化(numbering)。在這個層次上，常被質疑的基本問題包括：如何有效呈現現象的多元性與數字指標的對應關係？如果我們把數字性指標當成是客觀性的元素，那麼這個問題也可以重述為：疲勞這種大量參雜主觀感受的模糊現象，要如何被客觀化為可以進行數理計算的數字？或者，我們換個方向問：這種轉換如果可能進行，那麼在哪種條件下可能、如何可能、為何要可能、可能的後果為何？

第二個量化的層次，則是數字化以後進行的統計操作。數字雖然是客觀化的象徵元素，可是數字本身很難呈現出意義。賦予這些數字意義的，是統計操作之後對於統計結果的詮釋。在這個層次上，統計運算其實是個給予意義的機制，但是這個意義其實是種特殊型態的意義。用Theodore Porter (1995) 的說法，以數字作為客觀化表徵的複雜機制， 其實是種「距離的技術」(technology of distance)。他追溯了社會記量科學的歷史興起背景，進而說明這種訴諸數字的客觀性，常常是在減少個人主觀成分，進而促成學科推廣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