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性知識與實作，與各種行動者的關係，一直是STS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早期STS研究從破解科技中立、客觀地位的方向開始，致力還原科技系統建立的過程。經典研究或取徑有早期愛丁堡學派以強綱領拆解看似客觀的系統性科學知識，並為科學知識的發展提供一個基於社會旨趣（利益）的因果說明。系統論者探討科技企業家（technoscientific entrepreneur）在技術系統化中的社會動員過程。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提倡還原行動中的科技，探討異質行動者如何共同建構一個異質網絡、如何把這個過程加以黑盒化（blackboxing）之後，才使得科技物成為穩定的客體。

相對於這些探討系統建立的研究，晚近的STS研究產生不少強調其它行動者如何回應科技系統的努力，以及其中不同於科技專業的知識與行動脈絡。例如繼承互動論的社會世界（social worlds）觀點，其發展邊界客體（boundary object）與情境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等概念與分析方法，敦促研究者進一步放大視野，發現科技系統總是不斷處於多種社會知識與行動系統的協商過程中。又如探討科技溝通中的常民理解脈絡、以及追溯常民參與科技創生的研究，不約而同指出相對於科技企業家的專業，常民專家自有其不同的知識、技術特殊性與脈絡性，對於科技系統的建立、抗拒或轉變有其不同貢獻。

本期四篇論文大致呈現這兩種面向的研究成果。許培欣和成令方合作的論文與楊弘任的論文代表了後一個面向：以非專家行動者為研究核心；而蔡苓雅與王秀雲的論文和楊倍昌的論文代表了前一個面向：重建專家行動者建立知識與技術系統的過程。

首先，許培欣與成令方的〈棉條在台灣為什麼不受歡迎？社會世界觀點的分析〉一文，探討被定位為醫療器材的棉條這種科技物，如何在台灣受到醫療專業之外的多重 力量影響，而使台灣形成低度使用棉條的社會。許培欣與成令方引用科技和符號互動論的「社會世界」（social worlds）概念資源，分析從70年代至今，經期科技產品棉條引進台灣後的社會文化和女性使用者身體經驗相互形構的互動過程。以衛生棉作為對照案例，作 者們指出，同樣是經期科技物的棉條，傳入台灣後，與本地幾股力量的互動與協商：這些力量包括了，女性先前月經處理的慣習與使用者身體經驗、經期文化、處女 膜的社會意涵、政府法規、行銷傳播、廁所設備，甚至是婦產科醫師選擇部分過時的棉條訊息，以監控女性身體等等。在這些力量的影響下，棉條的使用並未如其他 地區一般，受到醫學專業的單一影響。作者在案例分析之後，也點出拓展了對女性經期身體經驗的認識，以及改變現狀的行動方向。

楊弘任〈專家 系 統下的地方知識：嘉邑行善團的造橋實作〉所研究的常民造橋專家—嘉邑行善團，所建造橋樑並非一般意義下認定「高科技」知識下的橋樑，而這些造橋專家也非一 般以專業資格審核所認定的專家。楊弘任指出，在知識傳習上，嘉邑行善團的技術不是由正式的學院教學訓練所習得，而是在多年造橋實作過程中，義工群分化出 「準師傅義工」與「準義工師傅」之角色，不斷汲取政府公部門的造橋技術，同時獲得地方知識而逐漸累積的。因此，在知識內容上，嘉邑行善團一方面以自身的技 術實作邏輯來吸納、挪用專家系統的知識。另一面，相較於顧問公司、公部門專家的系統性知識與論述，嘉邑行善團的造橋師傅也因技術實作場域的獨特性與在地 性，發展出「常識準則」、「在地分類」與「默會技能」這三種掌握在地地形、水文與土質要素的特殊地方知識。最後，楊弘任也藉由對於嘉邑行善團的常民專家與 技術形成的案例，指出對於當前台灣的公共工程、工程倫理的規範式期望。

蔡苓雅與王秀雲的〈從觸診到「以管窺天」：腹腔鏡與子宮內膜異位症 的 興起，1950s-2000s〉，以醫學科技發展的影響及其歷史脈絡為焦點，探討1950年代至今子宮內膜異位（endometriosis）在台灣的興 起。作者們以婦產科醫師訪談，以及子宮內膜異位症相關醫療論述分析指出，子宮內膜異位症最早於1950年代出現，此時其診斷方式主要以婦產科醫師觸診或是 因其它腹部手術而連帶發現，子宮內膜異位症患者相當零星而少數，一般對於經痛的處理也並不積極。1970年代後，醫學的地位逐漸確立，腹腔鏡科技也於家庭 計畫推行的成熟期引入，加上不孕科技的發展，子宮內膜異位症的病患逐漸增加，經痛或不孕者成為潛在的病人。這段變化歷程，不但標誌著子宮內膜異位在醫療系 統由手工技藝到影像儀器科技技藝轉變中更為具體地浮現為病症的轉變，也影響女人處理經痛與不孕態度與方式。

楊倍昌〈由生物實驗的設計來發 現 孟德爾定律的發現〉由實驗科學操作實物的面向，企圖重新釐清孟德爾被再發現的歷史過程，並展示實驗科學背後的思考型式。作者以一位科學家的身份，討論科學 史的課題，將有助於我們瞭解在科學史研究的衝擊下，科學家如何理解與回應遺傳學理論在孟德爾之後被建立的過程。作者認為，對於孟德爾成就的爭議，不管是立 基於科學自身的發現、除錯而進步的證據史觀，或是依據孔恩式的科學典範史觀，大多偏重於人如何理解既存的科學知識。 它們可能可以解釋科學發現的起源並且釐清孟德爾在歷史中的定位，但是忽略了孟德爾的論文刺激新研究的可能性，以及生物科學本身避免被誤解的策略。針對孟德 爾是否是古典遺傳學的創建之父的問題，作者認為，孟德爾假設物質性的遺傳單位的存在，提出性狀可分離的概念，形成可供思維的結構，應該足以稱得上是古典遺 傳理論的雛型。但是對於實驗科學而言，概念必須有實物相對應，才能展現其存在的意義。孟德爾的虛擬遺傳單位，當時沒有任何生物物質實體可以對應，無法指引 研究路線。直到二十世紀初，遺傳因子由虛幻的概念逐漸聚焦，落實到看得見的染色體之上，這個由孟德爾領先的古典遺傳研究，才算富有新理論該有的價值。這個 主張相當程度地回響了科學哲學家哈金的觀點。

除了研究論文之外，本期還有兩篇文稿，分別是雷祥麟為Bruno Latour《我們不曾現代過》的中譯本所寫的書介，其中，雷祥麟所闡述的三個意義，尤其是最後一個關於歷經殖民現代性的「我們」不但是不折不扣的現代 人，也同是現代性之外的「他者」，要如何發展對此非現代宣稱的理解策略，是相當深刻的建議。

李正風、黃瑞祺、黃之棟等人的〈「強」不強有關係：布洛爾訪談錄〉是一篇台灣與中國學者組成的訪談團隊，訪談強綱領的創始人布洛爾（David Bloor），其內容是有關布洛爾對於強綱領、個案研究、與研究方向的生動意見。這份訪談提供了學術文獻之外，理解布洛爾思想的一個管道。

最近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有兩件正在籌備與進行中的重要事件。其一是為紀念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王玉豐主任的「年輕學者論文獎」已經進入評審作業，希望藉 由這項活動，能鼓勵年輕學者投身STS研究，以紀念王玉豐主任生前在實務上的重大貢獻。另外，第二屆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年會將於五月15、16日在高 雄海洋科技大學舉辦，在此先預祝大會圓滿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