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前一陣子鄭雅文等人¹ 有關疲勞的研究引發台灣「Science Studies」電子郵件組群會員的許多討論，特別是針對「哥本哈根量表」是否適用的問題。其中，陳嘉新、雷祥麟與陳瑞麟等人進一步撰文，從拉圖的轉譯與吸納同盟、有效動員、或是結構因果模型等面向指出，鄭雅文等使用「哥本哈根疲勞量表」做為研究台灣疲勞現象流行率的工具之企圖—與社會大眾產生對話，以改變造成疲勞的社會結構有其缺陷存在。尤其是該量表中使用的疲勞相關詞彙，或甚至是社會流行病學所採用的方法論等。²前述三篇評論文章雖然某種程度上對於使用「哥本哈根疲勞量表」是否能夠真正反應出台灣受訪者所意識的「疲勞」，並進而引發鄭雅文所提之社會對話持保留的看法，但是對於如何能更確切地掌握台灣民間對於「疲勞」的具體陳述或指標並未提出明確的行動方法。

本文擬從拉圖的轉譯與吸納同盟的概念來看待社會流行病學，並提議一個巴士德循環架構，討論「哥本哈根疲勞量表」適用性的爭議，以及建議如何進行「疲勞研究」的後續發展。

note:

1 該疲勞研究的共同作者分別是張晏蓉、葉婉榆、陳萬春、陳秋蓉、石東升、鄭雅文(2007)。

2 陳嘉新，〈疲勞的轉譯技術〉；雷祥麟，〈你曾不勞而倦嗎？兼論積勞成疾的體驗與疲勞量表〉；陳瑞麟，〈社會結構與結構因果—檢視鄭雅文對「社會流行病學」的觀念〉。